如果当地人大和政府能够征求民意、充分审议，那么对有限公共道路资源的苛刻分配措施——限号、限购、提高停车费、提高燃油税等，尽管令人不悦，但并非不可接受，这种自我施加的不便并非不义。

（一）法律上形成的保护范围 法律上形成的保护范围通过立法界定，相关过程通常也被称为基本权利的形成。判断民法上的一般侵权责任能否成立，主要考察三方面：加害行为与权益被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79] 参见前引[74]，Palu书，第52页。[30] BVerwGE 113,362. [31] 参见前引[1]，Merten文，第47页以下。[20]在该案中，法院也在是否受宗教自由的保护与政府是否干预了宗教自由之间建立了直接关联。这两个案例所体现的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与基本权利干预合并审查的思路，被德国学者称为基本权利干预合宪性审查步骤的哥白尼转向。例如，我国宪法第40条规定的通信，按照1982年宪法修改时的意图，仅指信件。

此时到底是维护P2还是维护P3，实际上取决于目的解释。法教义学的研究工作并不仅仅是对判例加以整理，成熟的法教义不能单靠学者一己之力建构完成。[57]由此，那种不是基于自己的良知而是受到某种命令支配的行为不属于学术。

事实上形成的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不能通过立法而只能通过解释来确定。该团体认为联邦政府的表态侵犯了他们的宗教自由，于是提起宪法诉愿。其中便包含了对国家财政能力的考虑。由于基本权利干预的前提是公权力介入了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这就使得干预与保护范围之间呈现一种共生关系：保护范围越宽，干预就越容易。

事实上形成的基本权利与立法之间的关系是，立法只能从外部限制该权利的行使，但该权利的保护范围并不能由立法决定。内部理论认为，除了保护范围的界限外，不存在对基本权利的限制。

对于法律上形成的基本权利来说，其保护范围是立法机关通过立法（主要是最高代议机关制定法律）确定的，可被称为法律上形成的保护范围。（一）基本权利内在限制的来源 围绕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学理上存在内部理论与外部理论的争论。[18] 另一例被称为奥修案。其次，不在保护范围意味着无需进行是否为干预的审查，而不代表不构成干预。

德国联邦青年、家庭和健康部曾在1985年公布了一份含有二甘醇的葡萄酒与其他产品的名单，原因是一些产自奥地利和德国的葡萄酒被检测出了二甘醇，二甘醇通常被用做防冻液和化学溶剂，它在葡萄酒中会逐渐变成乙二醇这种混合物。[5] 相关理论介绍，参见李建良：《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之构成及其思考层次》，《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1997年第1期，第39页以下。某个行为即使不受A权利的保护，仍有可能受B权利的保护。这一分类脱胎于耶林内克提出的自然自由和法律自由的二分。

与之类似，我国宪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例如，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2条规定：文娱、体育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不适用本法。

[66] 参见前引[4]，谢立斌文，第131页以下。于是出现了一种折衷理论，即狭窄保护范围的外部理论（前述狭窄界定）。

[59]保障领域对于每个基本权利而言都是独立的，因为每个基本权利都有其独特的产生过程，这会给它的保护范围打上历史的印记。它完全可能受其他基本权利的保护乃至受到未被列举的基本权利的保护。若干预的正当性无法得到证明，则构成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侵犯。[53]事实领域具有归类作用，而保障领域具有闸门作用。外部理论虽然承认外在限制的可能性，同时又否认了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从而将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确定完全托付给外在限制。法教义学的研究工作并不仅仅是对判例加以整理，成熟的法教义不能单靠学者一己之力建构完成。

在界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时，内在限制不可逾越，无论对于哪种类型的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均是如此。[70] 例如，敞篷汽车或者沙滩椅不在住宅不受侵犯权的保护范围中，房车和帐篷则要受到该项权利的保护。

逾越了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将无法受到任何基本权利的保护。对此，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通话记录或通讯记录不在宪法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内，上述地方性法规并不构成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侵犯。

保护范围越窄，干预越难形成。[8]学界讨论最多、对实务影响最大的，主要是狭义上的基本权利保护范围。

1.保护范围的宽泛界定 宽泛界定是指尽量不将某种行为预先排除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外，只要行为在表面上与该基本权利有关，就将其纳入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经审查认为，该规定不符合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原则和精神。因此，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往往是消极的，并且针对所有的基本权利适用。[54]事实领域是指个人的行为与哪个基本权利相关，它旨在探求基本权利构成要件的特征，如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集会、什么是言论。

目前，学界关于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研究，仍然局限于对单一的、具体的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探究，[4]整体性、系统性、宏观性的理论建构较为缺乏，能够对立法实践，尤其是合宪性审查实务发挥指导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从德国的经验来看，对竞合的每个基本权利都进行审查，虽然强化了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却也使得与基本权利相关的司法审查变得异常复杂

[48]两会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亲自主持专题会议，就审议结果和会议期间搜集的代表委员意见建议进行梳理。……大到整体框架、各部分的篇幅分配，小到一个词的添加删除，都经过数十次锤炼。

[31]江华：《江华司法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例如，成立代表委员联络办公室以加强日常沟通，向代表委员寄送反映法院工作的新材料，组织代表委员到法院参观访问，以增加代表委员对法院工作的了解和理解。

人大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初期，执政党依靠根据地时期形成的经验，通过运动方式治理社会问题，对法院能力建设相对重视不够。由于曾有一段时间司法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相对有限，加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该做法的存在及运行状况先前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也因此，《人民日报》在本世纪初时还刊发了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的呼吁：代表在审议报告时，一定要根据人民的利益和委托，大胆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意见，决不能把很严肃的代表大会当作漫谈会、座谈会。

由此，不妨大胆推测，或许正是主要由于法院系统当时认为自己此种诉求的有利之处大于风险，于是才有了1983年《法院组织法》在表述方面与八二宪法的上述差异。1954年前后，董必武一再强调，政法工作是我们国家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它的进一步的加强和改进，对于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鉴于此前人大制度建设需要查缺补漏的地方很多，彼时只能从规范开会时间、确定会议议程等最基础性的工作入手，借助固定的会议议程，将一府两院纳入自己的监督之下。[46]参见注7，第214－215页。

[9] 1951年9月，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召开。保障法院依法从事审判工作。